王人博：不为什么而读书
作者=羽戈 青年学者、时评人
来源=《新京报》
我与王人博先生结缘，不是源自他的书，而是源自他的课。2002年春天，他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西方人权史》，听者如云，屡易场地，最后动用了学校最大的教室，晚上的课程，中午便得去占座，否则只能坐在后排，或者苦站两小时。这门课的内容，如今大抵忘却了，只记得先生的授讲，并非以人权为主题，而侧重于自由主义与宪政思想的普及。有时一堂课，竟不讲学术，反倒纵谈时事，横议江湖，说到愤激之处，头颅一昂，迸出一句「他妈的」。这无论在何时何地的课堂，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然而王人博之为王人博，恰恰在于他异于流俗：万马齐喑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不合时宜的「恶声」；待到万马奔腾，口号喧天，他却退回清寂的边缘，冷眼红尘，傲视天下，偶尔枭鸣一声，依旧不合时宜。
课后，我便找他的书来读，这一读就是十年，翻检书架，迄今共得八本之多——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暗笑：一个学者，治学三十载，才写了八本书，怎么算多？这一问，适用于大多法学家，却不适用于王人博。他的写作风格全然迥异于授课。其开讲，激情飞扬，举重若轻，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其下笔，一如其思想，审慎而简约，不蔓不枝，质朴无华。他原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落笔之际却朴拙而压抑，哪怕写他最亲近的祖母，写梦魇一般纠缠他的乡愁，笔墨平淡至极，如晚秋风中的炊烟。这样的写作方式，与对写作的敬畏甚至恐惧(如他所言「书写会温暖手心，也会伤生」)，焉能多产？
这八本书中，六本系学术著作。其中《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皆名动一时，我倒更偏爱他与门下弟子合著的《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在我看来，此书呈现了王人博对中国宪政理论建构的最大贡献：以宪政主义为基点，结合考据学的方法与思想史的视野，清理并重审「宪法」「民主」「民权」「议院」等宪政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传播与流变。这些概念，从舶来中土或重生于中土，到挂在今人唇边，其间曲折展开，正构成了中国宪政史的真切镜像。质言之，这种研究，实在是笨功夫，好谈宏大理论的学者一般不愿为，抑或不能为，由此决定了王人博的宪政著作，不大可能成为中国宪政学界的主流；他的声名，只能局限于专业，而不及蔡定剑、张千帆等响彻中国。
相比同侪的「有所为」，王人博偏于「有所不为」。除了质直浑厚的学术功底，依他的见识与文笔，以及对时势的敏感把握，若走公共知识分子路线，简直如臂使指，探囊取物。谓予不信，《孤独的敏感者》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此书谈绘画，谈音乐，谈电影，谈摄影，谈鲁迅，谈庄子，谈手艺，谈乡愁，却极少谈及他的本行：法律与宪政。整本书只有两篇写宪政，一是千字短章，一是以媒体的访谈稿代跋。若不加介绍，有些读者也许不会相信作者是一位法学教授、宪政学者。
书名《孤独的敏感者》，来自对朝戈油画《敏感者》的观感。作者看画，犹如庄生梦蝴蝶，画里画外，是耶非耶，敏感者与作者合为一体。
《敏感者》传达出了画家渴望对外在世界‘参与’的热情，但真的要面对这世界时，他又是那样的生拙和乏力。所以，他走回了他的内心世界。「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由外在的打量、触摸、嗅探改为心灵的咀嚼。
朝戈《敏感者》
90年代中国画坛标志性的作品之一，画中的年轻人两眼逼视观众，满脸的焦虑不安。强光中的脸庞、昏黄的天空与背景中冷漠的人影、灰暗的房屋，体现了人物的内心冲突，也使得人物具有一种高贵而神圣的品质。这件作品意味着中国油画从对人物外在形貌的描绘转向了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揭示。
这段话可视为这本书的精神纲领。此书虽写外物，却是一本内省之书。一个热爱鲁迅、庄子的人，内心远远重于外界。
对内，作者以「敏感者」自况：「他们欢迎现代的理性与文明，却又遭受着人的善性丧失、伦德沉陷的痛苦」「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对外，作者则以「闲逛者」(或者说漫游者、游荡者)自况，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内心尊贵者保持尊贵的一种仪式」。闲逛者与黑夜、孤独为邻，疏离于专业、规则、现实与破碎的世界，试图追逐「观察者的警觉」。「闲逛者不提供娱乐，也不提供教诲，更不想用自我的剖白来换取冰冷的金钱。他呈现的只是漫游的快乐和收藏的热情。」
敏感者与闲逛者这一体两面，可归结于作者的立身之道，第一是独立；第二是乐趣，借用书中的说法，就是「好玩」，竹内好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此言同样适用于王人博。在这本书里，他观影赏乐，谈艺喝酒，说梦话旧，一个法学家的人间情怀跃然纸上——他的学问何尝不是人间烟火呢，他把宪政炼成了「文化的乡愁」。
再说独立，这是王人博立身和治学的根本。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左不右，不属任何派系，甚至极其厌恶在中国政法学界风起云涌的派系之争。他逛书店，看到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而未购，「观点对错我不在乎，但我反感那种自以为是的嚣张，这『派』那『派』的派头让人不悦」。
不愿从属于任一政治思潮与派系，只是外在的独立；对自己的专业，自己所伫立的位置，自己所惯用的话语，不断审查与追索，拷问与质疑，以决绝的内省，促成了内在的独立。精通宪政的王人博，从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正义化身。他自称「到宪政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宪政的路」。他更善于自嘲：「今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
为什么要强调王人博的精神姿态呢？在我看来，这是打开《孤独的敏感者》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威廉·詹姆斯说：「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当你明确了王人博是何种人，或者欲成为何种人，便能理会他的书写与思想；更进一步，则可理会他为什么要这样思想。
敏感者与闲逛者是他的自命，若由我来定义，他当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这种旁观，不同于麻木不仁的看客，他虽冷眼，心中却热血激荡，豪情万丈，所以我愿意在「旁观者」之前加上「入戏」的说明。「入戏的旁观者」，这是雷蒙·阿隆一本自传性质的对话录的书名，亦是他平生的定位。阿隆与他的同胞萨特、加缪的最大区别，端在于他冷静的旁观，而非热烈的参与。「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流言，折射了阿隆的孤独与旁观者所必须承受的累累骂名。然而，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反观二十世纪的进程，可知阿隆的智慧与伟大，当那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死于疯狂，惟有阿隆，在守护理性与良知的底线，孑然而坚忍。倘放宽历史的视界，不妨说，阿隆并未缺席于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他以旁观的姿势参与了真理与正义的建构。这就像程燎原说王人博：「……如果他是以学院派的风骨来观察社会，他的旁观却是为了参与。」
除了学者的身份，王人博的旁观，还取决于其思想资源。他热爱鲁迅，不仅爱其所爱，而且痛其所痛。但是他终究不能如鲁迅一样以笔为枪去战斗，此世更无战斗的环境，他只能退守旁观的立场。悲剧在于，他继承了鲁迅的绝望，更继承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无力感。相比战斗者，旁观者往往更加无力而幻灭。譬如他苦苦追寻中国的宪政和法治——这时他便「入戏」了——正如杨丽娟苦追刘德华(程燎原语)，结局必不可得。当杨丽娟的父亲为这场悲剧献祭了生命，刘德华写日记道：「你不会懂得我伤悲。」那么，杨丽娟们的伤悲，中国宪政人的伤悲，几人懂得？
懂得，便可慈悲。不懂，则愈发惶惑。《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王人博，题为「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收入此书，却改作「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当代史」——「当代史」的底色即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独的敏感者》不仅是内省之书，还是困惑之书。其困惑正来自真诚而痛苦的内省。那种飘忽的惶惑感，溢出了宪政主义的边界，而指向一个旁观者如何在虚无的世界安身立命。
我读《孤独的敏感者》，另有一重感悟。惟有此书，而非《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助我还原了2002年春天在西政的讲台之上慷慨激昂的王人博的影像。当我打开这本书，仿佛坐在那间辽阔的教室，虔心聆听那个清瘦、锐利、睥睨天下的先生的布道，他正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我忆起了周围的眼神，有些惘然，有些惊异，有些幸福——这是我私藏的幸福。
延伸阅读：王人博：经典往往都是薄薄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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